故宫传世钧瓷宋代烧造?许昌教授告诉你答案-钧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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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宫传世钧瓷宋代烧造?许昌教授告诉你答案

      作者:刘庆庆2018年 来源:许昌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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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延禧宫中陈列了从北宋直到清宣统年间的各种传世钧瓷作品及从禹州钧台窑、原禹州制药厂等地收集的残片、修复品等,全面展示了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规模庞大的瓷窑产品的面貌。主流观点认为,钧窑最著名的窑场位于禹州旧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而且钧窑得名于大禹传位于其子的地方——钧台。

      地处河南禹州的钧窑,几乎是一个早有定论的瓷窑,宋代钧窑与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齐名,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窑有官钧和民钧之分,民钧创烧于北宋早期,大约宋徽宗大观年间钧窑向宫廷供奉花器,被称为官钧。官钧宋代说最先是由冯先铭先生提出的,他沿袭了清代《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文献记载,将官钧烧造年代定为北宋。由于缺少宋元时代的文献资料,在考古发掘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地层关系,出土文物中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不少学者尤其是考古专业的专家学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对钧窑的陈设用瓷的烧造年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当年一个窑口烧制会持续较长的时间,那些用作实验的瓷片未必就是与传世器物同时代的,或有后代仿烧的可能。但不管怎样,在没有可靠的证据和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这样的争论一直都会存在,这种状况虽说不至于影响钧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但毕竟会带给大家观念和思想上的混淆。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对他们提出的证据进行重新梳理,以期接近历史的真相,寻找失落的文化记忆。

       

       

      (一)从历史文献来看

       

      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中,钧窑与宋代名窑并列,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在其(《历代名磁图谱》中提到“宋均窑双凤小尊”“宋均窑细花一只小瓶”“宋均窑匾蒲壶”“宋均窑蛟灯”等,“均”与“钧”通,但他所描述的器型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陈设类钧瓷,或许是民钧的产品。通常认为《宣德鼎谱》是最早记述钧窑的文献,“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告诉我们明初内府已藏有钧窑瓷器,虽未提烧造时代,但这些窑口并列的关系无疑指向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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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瓶 | 王现锋作品

       

      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明确指出钧窑烧造于北宋时期。据陆明华考证,这结论可能出自官方,或许是由唐英派往河南调查钧窑的吴尧圃等人得出的,也可能是参照前人的提法。而有的清代文献已公开写出“北宋钧窑清初孙京泽在《砚山齐斋杂记》中写道:“窑器所传柴汝官哥钧定可勿论矣。”这些钧窑始烧于宋代的说法绝不会是妄加猜测,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清嘉庆二十年《景德镇陶录》中有“钧窑烧于北宋,出钧台”的内容,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记载了相同的内容,朱琰的《陶说》中也使用了“官钧”一词。清宫的档案记录和雍正皇帝对钧瓷的重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支持北宋说的依据。

       

       

      (二)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

       

      1950年,陈万里先生在禹州考察时在神垕镇野猪沟发现一批质量上乘的钧瓷碎片;1964年以冯先铭先生为首的专家对白峪河下游沿途的遗址进行考察,得出了钧窑创烧年代为北宋的结论;2001年,秦大树教授通过对刘家门的考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64年以赵青云为代表的河南省考古队发现了禹县城关八卦洞的古钧台遗址,将出土的瓷器标本与故宫旧藏传世宋钧进行对比,两者在造型、釉色、烧造工艺和刻字上完全一致。随后1974年至1975年对禹州钧台窑的考古发掘进步证实了这批传世钧瓷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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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瓷残片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禹州钧台附近的一处窑场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其中有许多天蓝釉和月白釉的瓷器,器型与1974年的那批非常相似,与故宫所藏的个别器物如乳丁洗、盆奁类同,但普遍体量稍大,胎体厚重,做工不够精良,另外,还有很多盘碗、高足杯、高足碗等实用器物,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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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瓷残片

       

      其一,埋填方式不同。1974年出土的器物为小坑集中填埋,无日常用具;2004年出土的器物为大坑填埋,器类较杂。

      其二,制作工艺不同。1974年发掘出土的器物比例适中,做工精细;2004年出土的器物制作粗糙。

      其三,釉色不同。2004年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孔雀蓝釉,与传世器物的窑变效果极不相称。两次发掘的不同器物相似的造型,证明它们不是产生于同一时代,后者有仿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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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瓷残片

       

      遗憾的是宋代并无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出土钧瓷,金元时代的北方墓葬倒是屡有发现,但这并不能证明钧瓷始烧于金代或元代。官钧是不会作为陪葬品出现的,而钧窑乃至钧窑系是一个在北方影响颇大,持续时间长达500年的民窑,其产品在墓葬中出现倒不奇怪了。

       

       

      (三)从民间钧瓷文化来看

       

      尽管钧瓷研究的历史文献很少,但民间有关钧瓷的神话、礼仪、传说、习俗等却很丰富,这些民间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对考察研究钧瓷历史可起到比照、旁证的作用。

      关于钧瓷传说,以阎夫立编的《钧瓷的传说》收录最多,其中涉及时间概念的有《吴道子与钧瓷》。吴道子是禹州人,作为唐代的画圣,民间艺人的祖师爷,在其家乡备受推崇。而钧瓷以其神奇窑变著称于世,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早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符号,名人与名窑,于是在民间两者自然就攀上了关系。不过从目前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钧瓷历史溯及盛唐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这也或许反映出钧瓷与唐代有一定的关联,或是由唐代某一瓷种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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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烧▪螭龙尊·晓霞 | 任星航作品

       

      《柴窑和神垕钧窑的传说》倒是与清代文献中的记载相符,还有《钧窑史话》说,五代之末山西壶关窑工因战乱与柴窑工匠一起到颕川经营钧瓷,在青釉的基础上烧成铜红釉,这或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钧窑与柴窑的关系。当然柴窑本身至今也仍是个难解之迷,在此无须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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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蚯蚓走泥纹▪玉壶春瓶  | 大宋官窑作品

       

      《钧瓷开片与盘龙瓶》讲述的则是徽宗朝之事,说蚯蚓走泥纹、冰裂纹、鱼子纹等都是皇帝取的名字。开片本是瓷器的瑕疵,在风雅的宋代却被文人发现了审美价值,而成为奇妙的艺术特点。

      以上这些传说虽不够严谨,可信度有限,但其能够在当地流传至今,应该是有一定根据和来由的,不能全信亦不能不信。另外,禹州当地沿袭下来的有关钧窑的祭祀、装窑、烧窑、开窑等宏繁仪式以及行规、俚语等礼俗文化,细研深究起来,也与宋代的文化特质及社会风气相符合,特别是与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定其他四个窑种的一般礼仪习俗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官钧宋代说提供了佐证。

       


      (四)从有关钧瓷的图像和实物来看

       

      宋代崇古之风盛行,在更新传统礼学的背景下延生了宋代的金石学,一方面大规模收集古器,另一方面编绘《宣和博古图》。宋代陶瓷工艺的提高,使陶瓷逐渐取代了青铜、漆器在陈设、日用甚至祭祀方面的功效。钧瓷造型古朴端庄,无论从器型还是名称上都可以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型出戟尊、贯耳瓶、古钉洗、鼎、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同一时期汝窑的三足盘、哥窑的琮式瓶、官窑的鬲式炉等皆是仿古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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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宋)鼓钉洗 | 王建伟作品

       

      从釉色上说,北宋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无论汝窑的天青,官窑的粉青还是钧窑的玫瑰紫、海棠红等,都追求那种如玉般的质感,与宋徽宗受道家影响的美学观相一致。故宫收藏的宋代钧窑陈设类器物主要有出戟尊、尊式花盆、仰钟式花盆、海棠式花盆及盆托、菱花式花盆及盆托、长方形花盆及盆托、六方形花盆及盆托、鼓钉洗等等,共三十余件,其中器物底部刻有数字的陈设瓷二十件,另外还有瓶、炉、碗、盘、碟等日常用瓷,几乎囊括了宋代传世钧窑的所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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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宋)出戟尊 | 刘家钧窑作品

       

      其实,在故宫展厅中欣赏从北宋到清末的各种钧瓷、仿钧产品,能够感受到同一时代器物在造型、釉色、比例、线条方面的共同点,还有那种时间沉淀的厚重与皇室用品的端庄大气,这种气质并不是简单的化学实验所能证明的。另外,同时期的官钧器物风格与民窑也有共同特征,如海棠式折沿盘,在刘家门窑址北宋标本中也有,折沿的做法在宋代瓷窑中是比较普遍的,制作精细,在形与线条的处理上极为讲究。六等分器身与花口也是宋代经常采用的美化器型的手法之一,陈设器中的六瓣花口与六瓣形器身与民间瓷窑风格一致。

       


      (五)从科学检测结果来看

       

      根据苗建民、夏君定等专家所做的热释光测定和研究,禹州梨园地窑址与原禹州制药厂窑址钧窑标本热释光年代测定的结果为距今820±80年和815±80年,而十年前上海博物馆的两位专家测试结果因受当时样品量的限制,未能实际测量瓷片标本的实际年剂量,使用了典型年剂量,导致热释光相对较为年轻。从这次研究得出的数据看,支持明代说的数据属于小概率事件,通常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22,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这个结果直接推翻或否定了之前官钧明代说的所谓科技证据,给官钧北宋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综合以上分析:

      故宫所藏的钩窑器物大部分是宋代产品,与197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的标本资料相一致。钩窑的情况很特殊,缺少文献资料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而后世出于各种目的的仿烧又使情况更加复杂,但拨开迷雾,从各方面进行研探、推理、判断,我们总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本文原载于《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6月,原标题为《以五重论据论故宫传世钧瓷的年代问题》,刊登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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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简介:刘庆庆(1969——),女,山西浑源人,艺术学硕士,许昌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间美术及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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